今年5月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6.4%，創下了2024年以來月度最高水平。王一鳴認為，社零回升的背后，是消費品“以舊換新”政策支撐起了重要作用，但是隨著政策邊際效應遞減，耐用消費品較長使用周期等情況，后續消費端還會存在一定壓力。

他進一步分析，長期以來，中國在擴大投資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，但在提振消費方面的政策相對有限。所以，下一步更好地提振消費，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工具。

王一鳴認為，短期內要著力提高居民收入，需要提高三個“比重”——提高財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務和民生的比重、提高居民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，從根本解決問題。

“今年政策力度很大，現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將其落到實處，確保廣義財政支出增速能夠大于名義GDP增速，對總需求形成有效的拉動作用。”王一鳴提到。

除了政策發力，擴大內需還要結合改革加力。

在王一鳴看來，有三項改革可以進一步推進，一是《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》明確提出，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，這項改革落到實處，就能有效激勵地方政府推動擴大消費的積極性，改變地方政府重投資、輕消費的行為模式。

二是推進價格和工資聯動的改革。部分領域考慮適當放開價格，聯動提高工資，同時補貼低收入者，進一步推動有效需求擴大。

三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。激勵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積極性，加快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子女就學、保障性住房等需求，對擴大消費和釋放消費潛力將起到巨大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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