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非常不贊成將“王安石變法”說成北宋由盛轉衰轉折點的看法，因為事實上，北宋根本不存在由盛轉衰的轉折點。北宋其實是在鼎盛之時突然覆滅的。需要說明的是，北宋滅亡，或者說，南北宋之分，只是后人的說法，歷史上的兩宋其實是一個整體，國祚是延續的。不過，對于趙宋王朝而言，靖康之變的確是一場天大的國變，導致宋室南遷，疆土減少近半。所以我們這里還是沿用習慣說法，將靖康年間宋徽宗與宋欽宗被俘視為北宋的滅亡。
事實上，當時宋王朝不管是軍事的成就、疆域的擴張，還是文化與經濟的表現，都處于巔峰狀態，不見衰敗之象。
宋徽宗宣和年間，宋朝的人口過億，東京生活著超過一百萬的市民。盡管山東、江南幾乎同時發生了宋江與方臘的民變，但很快就被招安或剿滅。從繁榮似錦的市井風貌，人們完全看不出大禍將至的征兆，《清明上河圖》所描繪的，《東京夢華錄》所講述的，都是宋徽宗時代的如夢繁華。宣和年間還誕生了幾部文化藝術史上留名的著述，如《宣和畫譜》《宣和書譜》《宣和博古圖》《宣和北苑貢茶錄》《宣和牙牌譜》《宣和石譜》，反映出宋朝文化的繁盛。
此時，宋朝的領土也在擴張中。對反復無常的西夏國，宋人以前基于后勤補給的吃力，一直無法在前線取得壓倒性的勝利。但后來終于找到了克敵制勝的戰術，那便是“進筑”加“淺攻”，一寸一寸蠶食西夏，讓西夏人大驚失色：“唱歌作樂地，都被漢家占卻，后何以堪?”宣和元年(1119)四月，宋師攻克西夏橫山之地，征服西夏指日可待。
可惜，隨后宋朝與崛起于白山黑水間的女真部落結成“海上之盟”，定下聯金滅遼之策，戰略重心轉移至北方，放過了經略西北的歷史機會。
不過，盡管宋朝軍隊在征戰遼國時破綻百出，最終還是在宣和五年(1123)四月，收復了被遼國占領一百余年的燕云故土，實現了自太祖立國以來，列祖列宗念茲在茲的夢想。宋徽宗洋洋得意，命大才子王安中制“復燕云碑”，立在燕山府延壽寺，宣示自己的不世功業。
如果沒有后來的靖康之恥，宋徽宗大概會成為趙宋王朝最偉大的君主。然而，正是在聯金滅遼的過程中，宋朝軍力疲弱、兵不能戰的致命問題暴露在金人眼皮底下，金人驚喜地明白了一件事：“貴朝(宋朝)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，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”，乃生出揮鞭南下、牧馬中原之心。此時遼國已亡，宋朝北境失去屏障，再不能阻擋金兵鐵騎馳騁。其實早在宋徽宗意欲與女真結盟之時，已有臣僚反對聯金滅遼，認為“契丹，與國(友邦)也;女真，強敵也”，一旦女真滅遼得逞，勢必“席破燕之威，長驅而南”，到時候，“王師克與不克，皆未見其可”。
歷史確實如此。宣和七年(1125)，金主完顏晟尋了一個借口，派遣大將完顏宗望、完顏宗翰統率大軍，從東西兩路南下伐宋。宋徽宗聞訊，嚇得將皇位內禪給兒子趙桓(宋欽宗)，自己帶著皇子、帝姬、內侍跑到南方避禍。趙桓臨危受命，于次年改元靖康，并斬殺童貫、朱勔，賜死李彥、梁師成，放逐蔡京，罷黜王黼，禍國殃民的“六賊”終于被清算。
靖康元年(1126)正月，完顏宗望率領的金國東路大軍直抵開封城下。幸運的是，在提舉京城四壁守御使李綱的組織抵抗下，金兵未能破城。這個時候，發生了一件影響了后面歷史的小事：完顏宗望久攻開封城不下，便迫宋廷議和，索要金帛以及太原(今山西太原)、河間(今河北滄州)、中山(今河北保定)三鎮，并以一親王為人質。康王趙構主動請纓，說他愿往敵寨為質。正月十四日，趙構進入金營;二十余日后，居然被放了回來。
完顏宗望之所以放走趙構，是因為他懷疑趙構是假康王：“康王留金營，與金國太子同射，連發三矢，皆中筶，連珠不斷。金人謂將官良家子，似非親王，豈有親王精于騎射如此?乃遣歸。”金人以為宋朝親王盡是嬌生慣養之輩，康王箭術如此了得，定是冒名的親王，所以將趙構放回去，換了肅王為人質。其實趙構真的是習得一身騎射武藝。如果當年金兵扣留住趙構不放，后面南宋的歷史顯然就要改寫了。
開封城被圍未久，京畿河北制置使種師道率領的精銳部隊——西軍已經趕至京師勤王，完顏宗望破城無望，既得宋廷許割太原、河間、中山三鎮，又得肅王為人質，便引兵北退。宋欽宗總算松了一口氣，南下避禍的宋徽宗也回到了東京。
對于割地的城下之盟，宋廷又生出悔意，拒不交割三鎮，于是在靖康元年八月，完顏宗望、完顏宗翰再次統率大軍攻宋，來勢更為兇猛。十一月，又是完顏宗望率先一步攻至開封城外，駐兵于南薰門外的青城。從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完顏宗望兵臨開封城下，到次年四月一日金人退師，虜二帝北去，宋朝汴京的君臣士庶歷經了四個多月的凄風苦雨。
金兵南下之時，宋欽宗派康王趙構為正使、刑部尚書王云為副使，至河北金營使金講和，求金人緩師。十一月二十日，趙構一行行至磁州(今河北邯鄲)時，磁州守臣宗澤對康王說：“肅王去不返，金軍已迫，復去何益?請留磁。”血勇的磁州人又認定王云為金國奸細，竟然動手殺了他。趙構遂停止前往金營。此時完顏宗望已經醒悟過來，明白康王正是他們滅宋的最大障礙，也派兵追截康王。民間傳說，危難之際，磁州崔府君廟的泥馬馱著趙構渡過了黃河，方得脫險。這便是“泥馬渡康王”的故事。
靖康二年五月初一，康王趙構在南京(今河南商丘)即皇帝位(宋高宗)，改元建炎。建炎元年(1127)秋，隨宋徽宗北狩的宋朝官員曹勛，尋了一個機會逃脫，輾轉回到南京，并給宋高宗帶來徽宗口信：“(太上皇)又語臣曰：歸可奏上，藝祖有約，藏于太廟，誓不誅大臣、言官，違者不祥。故七祖相襲，未嘗輒易。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，今日之禍，雖不止此，然要當知而戒焉。”這是宋徽宗留給兒子的最后一句囑托，也算是給宋王朝留下了一抹文明的底色。(作者為文史學者)